日軍迅速佔領了香港島，港督在九龍半島酒店簽下投降書，日軍在佔領區內搶掠、殺害平民。

當時，她任教學校，有很多學生已乘船到英國避難，亦有些到了馬來西來、印度等尚未淪陷的地區。不過，有些失去了親人的，和少數來自平民家庭的學生，在戰時特別需要成人照顧。

他當時在濠江永隆銀號臨時的辦公室，趕忙整理文件，為復業作準備，心裡記掛著在香港的她的安全。伍老闆說，要把黃金買賣的生意搬往柳州去做，要是澳門有什麼閃失，也不會全軍盡墨。雖然整理的工作繁忙，但他的心思仍繫在香港的她，手握著她送上的十字架，祝禱她在香港能平安。

之後，戰事轉趨激烈，澳門已變成孤城一座，日軍隨時會破壞承諾，從珠海那邊攻過來，海上的往來已封鎖，郵遞亦中斷了。

「爺爺，你在想什麼？」一把聲音把老人從過去的思緒中拉回現實來，身邊的年輕人與老人的鼻子長得一樣。

戰後，他多次找過她，但終究找不著。學校雖時有開課，但在1946年間，再沒有她的消息。手裡的十字架也拿出來看了多次，但終究只是思念，有時會傳來她一些消息，但也是流言。

老人走到一個櫃枱旁，一白髮矮小男子出迎。「燊哥！」兩人見面擁抱了一會兒。「我幾年前已經退休了，我的小徒弟世康仍在這裡工作，有一天部門收到那所學校一個書記的電話，說那所百年老校在搬校時發現了一箱物品，有一叠信由夏威爾寄到學校，再轉寄到我們銀行的地址的，你知道呀，我們銀行搬了嘛，所以哪些信打回頭」

「你移民到荷蘭已有三十多年了，我也千辛萬苦才能聯絡到你，這些信是當年珍妮小組給你的」白髮小個子娓娓道來。

叫世康的那個年輕人把信拿出來，解釋說由於這是私人信件，又年代久遠，而且銀行即將易手給一中資財團，沒人理了，很高興信件最後能回到主人手上。

他已移居到荷蘭，與當地人華人女子結婚，開了一所餐館供養三個子女長大，長子現在已是荷蘭和德國北部一連鎖中餐店的老闆，今次陪同來香港孫女，已是在那邊植根的第二代了。

老人拿著信件，百感交集，看，還是不看？老人步出銀行大堂，看看那個大型廣告牌，一個大的「招」字哪個「口」裡面，有一綠色的「永」字，喻意新的財團把永隆融入在集團之中，畢竟時代變了，永隆也將成為歷史了。老人拿著信件想一想，把信件放在手提袋裡，緩緩地離開。